商品别名 |
字画,古代瓷器,名人字画,历代古币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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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8年，纽约福兰克加禄美术馆、芝加哥毛里美术馆、波士顿亚尔伯——兰敦美术馆分别举办张大千画展。在史丹福大学讲演中国画艺术。返台，接受台北《时报》记者谢家孝采访月余，谢以口述体撰写《张大千世界》，4月，由该报出版发行。四五月间为贺张群八十寿辰，积十日之功精心绘制《长江万里图》，7月，台北历史博物馆举行“长江万里图特展”。11月，以敦煌壁画摹本62幅捐赠台湾故宫博物馆。
1969年赴旧金山治眼疾，与旅美老友侯北人、张孟休等度春节。返八德园作《杏花春雨图》赠侯北人；《泼彩青绿雪景》赠张孟休。黄君壁访八德园。由巴西迁美国卡米尔城“可以居”。洛杉矶考威美术馆展。纽约文化中心展。纽约圣约翰大学展，纽约福兰克加禄美术馆再展。波士顿亚尔伯——兰敦美术馆现展。
1976年举家移居台北。台北历史博物馆举办“张大千先生归国画展”，台湾教育部颁赠“艺坛宗师”匾额。台湾电影界人士吴树勋以退休金自费拍摄《张大千绘画艺术》记录影片。台北历史博物馆出版《张大千选集》。
1977年，历时5年所编的《清湘老人书画编年》在港出版。将老友陈巨来历年为之所刻的印章，汇编成《安持精舍印谱》在日本出版，并为作序。台中举办近作展。在外双溪筹建“摩耶精舍”。《大风堂名迹》（四册）在台再版。
张大千
张大千
1978年戊午，在高雄、台南、汉城举办画展。“摩耶精舍”落成，喜迁新居。出席亚太地区博物馆会议，讲演《论敦煌壁画艺术》。作《明末四僧画展序》，《大风堂名迹再版序言》。
张大千为什么要在成都解放前夕离蓉赴台呢?关于这个问题，弟子刘力上曾说，大千先生在政治上是一个无党派人士，他无求于国民党，只是与国民党的一些上层人物于右任、张群、罗家伦有些往来，也仅止于艺术交往。因此不能把他的离乡赴台，看作是投奔国民党。至于他对，去国前既无往来，更无恩怨。况且，1949年初，大千先生在香港曾应何香凝之求，为毛泽东画了一幅荷花，并题了“润之先生”的上款。如果说大千先生对已有不满情绪，怕是不会题款相赠的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高层领导曾多次过问张大千的回归问题。据张大千的好友谢稚柳说，1950年代初，陈(毅)老总让谢稚柳写信劝他回来。又据叶浅予回忆，周也多次过问张大千，一次是让他和徐悲鸿联名写信劝张大千回国，一次是张大千的家属杨宛君捐赠了张大千的一批敦煌壁画临摹稿，周恩来获悉后，亲自指示文化部颁发4万元奖金，并过问奖金的分配，要留2万元给大千先生回来后用。除此之外，周还指示有关部门，择机动员张大千回国。
1981年，谢稚柳在香港答记者问时，谈到了张大千回内地的问题，他的看法是：“我也希望他回去，但我决不劝他回去。原因有二：，张大千自由散漫，爱花钱，在国内，没有这样的条件。第二，张大千自由主义很强烈。要是让他当、政协委员、美协理事等职，经常要开会，肯定吃不消。张大千这人，只适宜写画，不适宜开会，他不擅说话，更不擅作大报告。”谢稚柳是大千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至交好友，对他的个性脾气自然了如指掌，这两点是从他的生活作风和个性上，道出了他不愿回归的原因。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困难重重，百废待兴。公私合营前，除少数私方人员外，绝大部分人员先实行供给制，后是低薪。衣食住行外，所剩无几。很少有人会用钱来收藏字画，艺术市场十分萧条，既无，更无海外市场，中国画没有出路，绝大多数中国画家改画连环画、年画或广告设计，有的从事美术教育，只有极少数画家(如齐白石)还能坚持卖画为生，但价格甚低。当年齐白石一幅画，只有几十元，还不太好卖……对张大千来说，有没有艺术市场(即卖画环境)是他安身立命的重要问题，这是张大千不愿回国在经济方面的重要原因之一。此外，张大千的家是一个大家庭，这个大家庭中有不少人需要他照料接济，诸如他的二嫂、三哥三嫂、四哥及两房夫人，都是年逾花甲或没有收入的老人(还不包括子侄辈中的困难户)，据了解，张大千在海外站稳脚跟后，每月按时给三哥三嫂一房寄的生活费是一百港币(约合人民币四五十元)，这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小城市，相当于四五个人的生活费；如果张大千回国，没有卖画的环境，不要说帮助这些亲友了，恐怕连他自己一大家妻儿的生活也难以维持了。
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不断，“土改”“肃反”“三反五反”“整风反右”“反右倾”“社教”，一直到“文化大革命”。这些政治运动，张大千虽然不明究竟，但是他有一些亲友、画界朋友在运动中受到了各种伤害。通过香港新闻媒介和亲友书信传递，使他对的政治运动有些害怕。
说张大千一点儿也不想回来看看，看看故乡的亲人，看看老朋友，那是有点不近情理的。
